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再是必选项 凭硬核实践成果也可获学位

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邵嵩和张勇，分别在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和地面无人集群协同领域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他们通过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和报告陈述，历时四个多小时完成了答辩。最终，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于6月17日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其工程实践成果成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

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相关文件，并经《学位法》进一步明确后，这项改革在2026年毕业季得到了全国多所高校的响应和落地。首批获得工程学位、以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行业技术改造、标准工艺革新等实践成果毕业的工程硕博士，改变了公众对于“毕业论文是获取学位的必要前提”的传统认知。

针对“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如何保证培养质量”以及“成果认定审核流程与传统答辩有何不同”等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并探讨了该模式的推广前景。

聚焦实际需求，解决工程实践中的痛点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在广东信宜完成了包括污染源摸查、治理模式构建及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在内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他表示，该项目让他深入接触到真实的河流、管网、数据以及民众需求，累计调研报告达百万字。

张心阳将这套系统比喻为河流的“智慧大脑”，能够整合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和决策支持等功能，实现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监管，改变了以往“被动救火”的治水模式。

与此同时，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致力于解决企业污水厂泵站能耗高、调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问题。他利用污水厂的数字化平台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和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平台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数据显示，该系统在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4.80%，在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达到11.50%，节能效果显著。

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认为，“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他指出，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工业化应用，需要克服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有时甚至比基础研究更具挑战性。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表示，此项改革旨在打破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模式，建立多元、开放、面向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体系。改革将评价中心从“知识生产”转向“问题解决”，促使高校从“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变为“为创新而实践”，这是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估，考察工程判断与系统性解决能力

与传统的论文答辩流程不同，实践成果的认定需要经过一套更为细致的流程。郜玉楠介绍，首先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联合开题，确定研究方案；其次是过程管理，定期与企业对接，考核学生的项目参与度和问题解决情况；第三步在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审核实践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专家组成员中一半以上来自企业；最后是答辩环节，重点展示产品应用效果、运行数据及经济效益，专家将围绕工程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提问。答辩委员会将根据成果水平、实际贡献和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刘乐乐表示，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更长，需要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频繁沟通。他印象最深的是数据治理过程，面对海量数据，他通过与企业工程师沟通并实地考察，最终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

张心阳坦言，实践成果与论文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不确定性”。他提到，其研究数据是在河流、管网等真实环境中获取的，并受到天气、政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在鉴定会上，专家组并非仅仅在会议室审阅材料，而是实地走访了鉴江流域的多个断面，观看了无人监测船的演示，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情况。

张心阳回顾自身成长，认为“打磨”实践成果培养了工程思维、跨界沟通能力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他认识到如何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工程闭环，并需要与不同受众进行有效沟通，以及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四项核心标准，这更侧重于考察工程硕博士的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也更贴合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确标准、强化保障、深化合作

目前，通过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多位导师和专家指出，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同时拓展实施范围，仍面临诸多挑战。

郜玉楠列举了三方面困难：一是观念转变难，学校、导师和学生普遍存在“唯论文”的观念；二是校企协同难，企业可能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责任，校企在成果归属和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矛盾；三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门类繁多，实践成果形态各异，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导致不同学校和专业之间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徐高明建议，学校应建立灵活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行业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的存档、公开、追溯制度。企业应开放真实场景和工程数据，提供导师指导和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和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和激励机制。

多位专家强调，在校企对接和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整合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部门配合，也为刘乐乐和张心阳的成果提供了重要支持。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应总结经验，完善流程细则，打造标杆案例，并向各院系和企业广泛宣传，以增强共识，提高指导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未来应在制度体系上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实践场景，无论是持续深耕实践，还是将实践中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再进行验证，最终服务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