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蓄更多“从零到一”的力量（教育大计大家谈）

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优化科研布局、强化投入保障、革新体制机制，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关乎国家复兴的根基。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加大力度、采取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参与对话的嘉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李晓强；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刘铁岩；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嘉漪；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阳铭。

加强基础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显现

记者提出，当前为何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基础研究？陈晔光院士指出，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使得源头创新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他解释说，缺乏对事物最根本原理的深刻认识，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同时，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新技术和新路径探索，也可能引发技术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从源头上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副院长认为，应用端问题的复杂性越发将人们推向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原创性研究难以取得实质进展，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

刘铁岩院长强调，基础研究已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可以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但现在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因此，基础研究的内涵已超越了论文、学科和实验室的范畴，而是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主动权。

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兼顾国家需求与前沿科技

在基础研究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中，如何更好地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张嘉漪主任表示，两者虽路径不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能提高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重点在于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找准其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而非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工程攻关。自由探索则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早期并无明确应用目标，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

阳铭教授补充道，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自由探索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底层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研究则能从解决现实需求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他提出，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陈晔光院士认为，把握两者的平衡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和宽松环境；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以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刘铁岩院长指出，其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及灵活机制。他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强调了“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有组织的科研梯队以及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的重要性。他提出，打通成果转化链条的关键在于明确“谁来提出问题”和“谁来验证成果”，答案是“问题从产业中来，方案回到产业中去”。具体措施包括科研选题对接产业需求、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以及打通科研转化通道。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优化经费分配

在科研经费方面，李晓强副院长提到，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正在提升，但与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他强调，既要加大投入，又要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需要长期坚持，故经费支持也需连续性，特别是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

阳铭教授指出，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在经费分配上，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但也要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的困难。他建议，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也要保障广泛参与，评审中应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陈晔光院士指出，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张嘉漪主任建议，针对产业“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她以复旦大学为例，介绍了其协同投入体系和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

刘铁岩院长总结说，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牵引、企业贡献问题与场景、科研机构提供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接续。他提出，对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宽容失败”机制，营造青年人才成长环境

在科技评价改革方面，陈晔光院士认为，基础研究评价的难点在于难以量化，重点在于回归专业判断，实行“小同行”评议，考察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副院长提出，评价维度需更全面，应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等隐性产出纳入成果体系，建立“探索风险档案”，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

张嘉漪主任强调，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十分必要，因为证明一条研究路径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这一点在评价层面难以界定。

针对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考核压力，阳铭教授认为，青年学者入职后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考核要求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考核可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不应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

刘铁岩院长表示，搭建灵活的机制和包容的评价体系是为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科研环境的关键。他提出三点：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关注阶段性评价，提供持续激励；二是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包括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等，让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中锻炼；三是培养更多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鼓励青年人才自主立项，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